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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了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说这是炒冷饭或者是江郎才尽，因为出版精选集好像是歌手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书的人能够在出版的仅仅三本书里面搞出一个精选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这说明我的东西的精练与文采出众。因为就算是一个很伟大的歌手也很难在三张唱片里找出十多首好听的歌。况且，我不出自会有盗版商出这本书，不如自己出了。我已经留下了三本书，我不能在乎别人说什么，如果我出书太慢，人会说江郎才尽，如果出书太快，人会说急着赚钱，我只是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江郎才尽，才华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而且一个人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以后不写东西了去唱歌跳舞赛车哪怕是去摆摊做煎饼也是我自己喜欢——我就喜欢做煎饼给别人吃，怎么着?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那读者的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才能避免把车开到沟里去?

这段时间每隔两天的半夜我都要去一个理发店洗头，之前我决定洗遍附近每一家店，两个多月后我发现给我洗头的小姐都非常小心翼翼安于本分，后来终于知道原来因为我每次换一家洗头店，所以圈内盛传我是市公安局派来监督的。于是我改变战略，专门到一家店里洗头，而且专门只找同一个小姐，终于消除了影响。

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